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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谈《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》

发布时间:2022/1/11    浏览:954

   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书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。一方面是诸体皆已完备,其中尤以东晋“二王”父子为代表的文人书家在行草书体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魏碑笔法、体势的成熟为重要标志,从而形成了清中期以后碑学与帖学两种创作理念的基础,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然而,同处于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十六国书法却极少受人关注,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首先,十六国时期的书法作品出土较晚,大多在清末才逐渐被人发现,且数量不大。由于发掘者的文化程度不高、对文物各方面价值的估量不足等原因,多数作品流失海外,国内学者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,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其广泛的宣传和研究。其次,十六国乃匈奴、鲜卑等少数民族统治的割据政权,地处边陲,流传书迹以抄录性质为主,其文化艺术高度与中原及江南地区相比尚难企及,很多学者不屑于将研究领域延伸至此,或偶有提及,也多是泛泛而谈,罗列数种作品的介绍性文字而已。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,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先生率先在《书法丛刊》1993年第四期发表了《“北凉体”析——探讨书法的地方体》,列举了数件十六国时期的书法作品,总结其共性为“字形方扁,在隶楷之间。上窄下宽,每每有一横或者竖、撇、捺一笔甚长,竖笔往往向外拓展,加强了开张的体势,富于跳跃感。特别是横画,起笔出锋又下顿,收笔有燕尾,中间是下曲或上曲的波势,成两头上翘形式”,并称之为“北凉体”。此后,华人德撰文《“北凉体”刍议》,对“北凉体”的形成原因以及在书史上的艺术影响力予以阐述,表明当代学者对于北凉时期的书法已经引起重视,并将其置于整个书史之中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研究。这对于书学界而言无疑是令人欣喜的。 

  在众多北凉书迹中最令世人瞩目的当属《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》。此碑刊于北凉承平三年(445年),清末光绪年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,中书郎中夏侯粲撰文,22行,满行47字,有方界格。北凉王朝为401年沮渠蒙逊所建立,统治范围主要为甘肃省西部,439年被北魏所灭,残余势力逃至高昌一带,460年归于柔然政权。由此可知,此作乃高昌北凉之产物。沮渠安周为北凉建立者沮渠蒙逊第十子,碑文颂扬其尊崇佛教建造佛寺的功德。1903年此碑被德国人盗走,后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院,由于当时的文化传媒尚不发达,国人难得一见。直到1906年,金石收藏家端方因公务出访柏林时在博物院偶见此碑,经过与院长的再三协商后拓得完本一件,但纸、墨、拓工皆不佳。在捶拓第二件的过程中,因用力过大,碑面剥落损坏,当即被工作人员制止,只得四分之一残本,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尽管此拓墨色浅淡,字口亦多有不甚清晰处,并非善本,然而因原石于二战期间被毁,端方拓本的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了。
纵观南北朝时期的石刻写经,书体多在隶楷之间,具体而言,即长横的收笔处呈波磔状,笔势舒展纵逸,而其余点画又有“斜画紧结”的楷书特征,形成了一种特殊时期的艺术范式,如晋代的《司马芳残碑》《爨宝子碑》等。晋代对于石碑的刊立在数量上控制严格,故存世数量不多,且多为官方所立。无论墓碑还是功德碑,所用书体亦为隶书,以示正统、庄严。只是楷书作为“新体”已经出现,在汉末时代,钟繇即已在奏表中频繁使用,其巨大的影响力对于隶书风格的改变是不容忽视的事实。比如在横画的处理上,汉隶的特点是蚕头雁尾,起笔藏锋含蓄,向左下顿,收笔处向右上挑起。而此时的起笔动作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即露锋向右下顿,完整的点画形态呈倒梯形,笔势更显开张奔放,在古雅中突出了遒媚的风姿。这是当时铭石书的典型特征,也是在隶书创作中楷书元素的自然融入。《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》虽地处西域,但也未能跳出时代风气,在作品面貌上多有近似处,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原书风及文化时尚对周边地域的潜在影响力,而北凉在政治、文化等多领域也绝非是孤立的绝缘体。 此碑内容涉及佛教,通篇风格整饬清遒,行笔果敢坚实,跳宕有力,转折处爽利畅快,节奏明朗,提按转换生动多姿,毫无滞涩拘束感,撇画与长竖收尾处时有向左或向上的挑钩,流露出较强的行书笔意,这种用笔姿态与某些六朝写经可谓异曲同工。
“写经体”的书写者为虔诚的佛教徒或经生,出于对佛教的笃信态度和对佛经传播功能的考虑,字迹往往是工整端庄的风貌,但如果字速过慢,又势必会减少书写数量,所以在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后,随着行笔速度的提高,点画间的呼应感便显现出来,这种呼应感也逐渐成为“写经体”的一大特色。此碑虽为石刻,但因是皇家佛寺碑,所请书手也必是精于书艺的佛教中人或名重当时的经生,故而其用笔特征乃至风格样貌多与“写经体”同,只是刊于石上,方笔为多,字形亦稍大,更显骨力与巍峨的气势。在结字的处理上多呈上窄下宽之态,字势稳健,张弛有度,字形方扁,左收右放,张力十足,有明显的隶书韵味蕴含其内。写到此处不由得想起北魏元氏墓志以及同为佛教刻石的龙门四品。它们在时间上晚于北凉数十年,后世称其为“洛阳体”的代表,其点画雄浑厚重,笔势欹斜,横画收笔已无波挑,在外部形态上与隶书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。而高昌北凉政权自460年覆亡后,书风也随之一变,一些高昌墓砖便纯以方笔为之,这明显是从《始平公造像》中来。这标志着在北朝后期,楷书已慢慢取代隶书,成为铭石书的新体,人们的主观审美伴随书体的客观发展也慢慢发生了变化。从“北凉体”的名称上看,有很强的地域性,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在风格上较为一致,特点鲜明,在北朝书风中可谓独树一帜。其成因与地域、宗教信仰、文化审美以及中原地区的影响力都密不可分。由于出土资料和相关出版物的相对匮乏,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,或许今后随着考古界的新发现,会引发更多学者的关注。

摘自《中国书画报》

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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